2017年4月14日(农历2017年3月14日),《我的奋斗》“进入日本教科书”事件始末。

2017年4月14日 《我的奋斗》“进入日本教科书”事件始末

《我的奋斗》“进入日本教科书”事件始末

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在德国曾经被禁长达70年,不过,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对于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部分内容作为教材使用,日本政府在近日的一份答辩书中态度暧昧,这立即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该事件的始末如下:

1、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

2017年4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政府回复民进党议员宫崎岳志的质问称:“在授课中,使用书中部分内容作为教材,让学生了解书籍编写时的历史背景,这样的例子是存在的”。同时也强调,选取的内容必须是符合教育基本法等法律的宗旨,必须是有益的适当内容,“如果内容的使用有助于助长以人种为区别的种族歧视,与教育法等不符合,是不恰当的。”①

19日,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萩生田光一在回应记者提问时称:“有关《我的奋斗》,确有课程为考察希特勒执笔时的历史背景,使用了此书的部分内容。但我要声明的是,并没有肯定评价这本书,是从否定的角度介绍的。”“如果在使用此书时,出现助长人种歧视的问题,那显然不符合法律,是不妥当的。若有这种情况发生,管辖部门和教育机构必须严格应对。”②

25日,文部科学大臣松野博一对记者称:外界关于日本以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内容为教学工具的说法,是一个误解,“人种歧视和种族灭绝这样的意识形态绝对不被允许纳入到固定的教育内容之中。”③

2、事件乃《教育敕语》风波的后续

此番《我的奋斗》风波,其实只是之前的《教育敕语》风波的后续。在4月4日的一份关于森友学园让儿童背诵《教育敕语》是否适当的答辩书中,政府亦声称:学校将《教育敕语》作为教育根本,这种指导行为是不恰当的。但只要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政府也不会阻止学校使用《教育敕语》作为道德教材。宫崎岳志的质问,即由此而来:如果《教育敕语》可以用作教材,《我的奋斗》是否也可以?④

《教育敕语》是二战前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文件,发布于1890年,适用于全日本所有学校(后亦扩及台湾、朝鲜)。明治政府高层认为,当时的日本教育方针,太过偏重近代化知识(西来知识)的传授,有必要强化日本所固有的道德教育,故出台了该文件。其核心是十二德目:1、孝养父母。2、友爱兄弟。3、夫妇相合。4、朋友互信。5、恭俭持己。6、博爱众人。7、修学习业。8、启发智能。9、成就德器。10、公益世务。11、珍重国宪、遵守国法。12、一旦有事、义勇奉公。

该敕语在强调传统伦理道德的同时,带有很浓厚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如宣扬“忠良臣民”“义勇奉公”),缺乏近代民主、人权理念,故与军国主义颇为合榫。二战结束后,《教育敕语》被排斥于教育体系之外。

究竟该不该让学生诵读《教育敕语》,在今天的日本是存在争议的。敕语全文不长,照录于下,读者诸君当可有自己的判断: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开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其德。”⑤

2017年4月14日 《我的奋斗》“进入日本教科书”事件始末

图:东京大学藏《教育敕语》全文

中国有很多“元首粉”,他们不知道《我的奋斗》高度歧视中国人

那么,希特勒之《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内容,究竟可不可以从否定的角度被教材引用,以展示希特勒本人的思想状况和当日的时代背景呢?

1、《我的奋斗》一书的“被禁史”回顾

截至1945年,《我的奋斗》被译为16种语言,原作与译本共计发行了1000多万册。二战结束后,鉴于希特勒的户籍地和该书的出版社均在慕尼黑,美军决定将包括《我的奋斗》版权在内的希特勒遗产,交由巴伐利亚州管理。该书自此被禁止出版。巴伐利亚州政府专门设置了机构,来处理该书的盗版和翻译事宜,以阻止其扩散。

但这种控制只能维系到2015年——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作者去世70年后,其作品的版权将自然失效。为应对这一现实,巴伐利亚州政府在2016年推出了《我的奋斗》的学者注释版,“加入大量标注并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希特勒的言论进行批驳——有民意调查显示,当时过半数的受访德国人认为再版该书没有问题。此外,因希特勒生前已将该书的部分世界版权售出——如美国的版权售给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英国的版权售给了哈金森出版社——故在德国之外,该书的出版始终没有中断。近20年来,《我的奋斗》在印度、土耳其、印尼,还曾一度成为畅销书。⑥

《我的奋斗》在民国也很畅销,有多个中译本。最早的中译本,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于1934年,译自美国米夫林出版公司的英文节本。最重要的中译本,由教育部下属国立编译馆于1935年翻译发行——德国由一战的战败国迅速重新崛起为欧洲强国,其“经验”对当时苦求救国良策的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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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第一个《我的奋斗》中译本的封面(左)和扉页(右)

1949年后,《我的奋斗》在中国也成为了禁书。1979年上映的电影《小花》中,葛存壮饰演的国民党将领丁叔恒有一个在桌前看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的特写镜头。“北京图书馆拒绝外借,街上更买不到”,摄制组只好找关系请托以宋庆龄的名义去借,宋愿意帮忙,但又告诫借书之人:“你可以给摄制组去借,但我现在必须讲明,谁也不能看。你首先不能看。借来后直接拿到摄制组。从头至尾要由你保管,不能转手他人,拍完,立刻还到北图去……”⑧至于90年代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所出版的《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其实并未自巴伐利亚州政府获得授权。

2、禁书能否阻击谬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不让学生接触《我的奋斗》,是否就能保证他们不受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思想的影响呢?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客观现实是:禁书会将书“神秘化”,增强书的吸引力。这种“神秘化”,无助于肃清希特勒的思想遗毒。

比如,在中国的“元首粉”群体中,长期流传着各种“希特勒与中国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称:希特勒贫困潦倒时,曾受过一对中国夫妇的援助。所以他喜欢中国人,喜爱中国文化:“希特勒骂所有国家都是劣等民族,唯有称赞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曾提出了‘二分天下’的设想。……全世界由德国和中国共同管理。”“对于日本,希特勒则由当初鄙视升级为后来的痛恨。”

2017年4月14日 《我的奋斗》“进入日本教科书”事件始末

图:中文网络上流传的“希特勒爱中国”的故事

如果这些“元首粉”读过《我的奋斗》,其实就应该了解,希特勒在书中唯一一次提及中国人,是充满了歧视的。希特勒说: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认知错误:认为黑人或者中国人可以变成德国人,因为他学会了德语,并愿意在将来讲德语,甚至为德国政党投赞成票。我们的布尔乔亚主义者永远不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德意志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去德意志化’。……这种过程不是‘德意志化’,而是在摧毁德国的元气。”

在希特勒的思想中,人类被区分成了三大等级。第一等级是“文化的创造者”,即雅利安人;第二等级是“文化的占有者”,可以依赖雅利安人创造的文化取得成功;第三等级是“文化的毁灭者”,这些人的存在会破坏雅利安文化,必须将其驱逐摧毁(如犹太人)。《我的奋斗》一书将中国人与黑人并列,视为最末等级的“文化毁灭者”,曾引起中国驻德大使刘崇杰的不满和抗议;德国政府一度承诺在再版时会删掉这一段(并没有付诸实施)。

至于日本,在希特勒眼里,可以列入第二等级。希特勒认为,日本人比雅利安人要低级,“就种族而言,是缺乏创造力的民族”;日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雅利安种族的创造;如果失去了雅利安种族给予的外部影响,日本文化必将逐渐僵化,失去生命力——比如19世纪之前,日本人曾长期陷入沉睡,直至雅利安人东来,将其唤醒。

简言之,希特勒当年歧视所有的东亚人:“首先,毫无问题,他对东亚人有某种恶感;这种恶感是在提及‘黄祸’时表达出来的;……。第二,希特勒不赞成中国热;在他那个时代,中国热在德国是很流行的,作为对‘黄祸’的一种抵消力量。第三,他对日本的感情稍见和善。”

如果是《我的奋斗》中类似上述这样的内容,被选入教科书作为历史资料,辅以相应的背景注释,自当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谬论的认知。这类的知识若能普及,当下的中国或许可以少很多“元首粉”。惟总体而言,禁书能否阻击谬论,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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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英国1938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对中国人的歧视性表述(该版本是节本,故文字略有不同)

注释

网址。②网址。③网址。④相关日文网站新闻,可参见:网址。⑤此版本,系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官定译文。转引自:(日)岛薗进/著、李建华/译,《国家神道与日本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034-037。⑥董鼎山,《出版自由与希特勒思想——对〈我的奋斗〉仍在不断再版的思考》,《博览群书》1998年第11期;芮虎,《打开“20世纪最危险的书”》,《看历史》2012年第9期。⑦陈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我的奋斗>中译本发行为例》,收录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3辑》,2013。⑧朱玖琳,《宋庆龄与电影的不解之缘》,《世纪》2013年第1期。⑨网址⑩(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P191-192。 王扬,《1894-1938年德国对华政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P98。(美)格哈特·温伯格/著,何江、张炳杰/译,《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商务印书馆,1992,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