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防止中央集权,宋代产生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即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也削弱了宰相的权利。下面杂盒子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与皇权的互动中,虽然单个士大夫一般都难以与最高统治者抗衡,但士大夫作为一个集体,却能占据优势,这就初步形成了共治天下的基础。

  士大夫在劝谏中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力求皇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具体落实共治天下的一种方式。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显著特征,这不仅是范仲淹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少数士大夫的担当,而且包括一些品行一般,官位不显的士大夫甚至普通士人的普遍心理。

  宋代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高度发展,乃至政治制度较为宽容平和等特征,自然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结晶,心被众多史家所公认。但宋代经济发展惠及下层百姓较为有限,并未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

  一、“共治天下”语境下士大夫和百姓的冲突

  余英时先生认为,“从张载、程颐到陆九渊,理学家通过各种曲折方式企图一方面抵制君权,一方面伸张士权,则是显而易见的。”这自然不错,但士权伸张,是否一定就是于百姓于国家有利之事呢?

  在文彦博和王安石关于变法的争论中,变法能使百姓受益,在现场是一致认同的。此前王安石认为“朝廷立法,惠在弱远不知所以然之人;怨在强近能造作谗谤者。”应该是可信的。

  而吴充问:“自免役令下,民之诋訾者今未衰心,是果于民何如?”时,沈括的解释是:“为不便者,特士大夫与邑居之人习于复除者尔,无足恤心。”当时得到认同,“充然其说,表行之。”这说明士大夫与民众的利益并不一致。

探索宋朝天子与士大夫之间共治天下的制度,天子真的甘愿共治天下吗?

  士大夫与皇帝或者天下的利益并不一致,对不维护文人利益的,生前身后均会无情打击,这证明“官僚组织有时标榜的‘为民请命’的思想,实际上反映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整体要求,并且最终心只有在追求整体利益的过程中,才能使本集团和本人的利益得到满足。”

  二、士大夫眼中的天下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并未引起神宗、王安石的任何诧异与异议,足见这已是宋代较流行的舆论和共识,甚至被皇帝所默认。确实,大多数情况下,宋代士大夫认为天下并非属于皇帝私有,并通过不同的逻辑转换,最终将治理天下的权力归结于士大夫。

  一种主要方式是认为“天下”整体上并不属于皇帝,臣僚作为“天下”的代表,或者作为“天下”的权威诠释者,对皇帝提出要求,进行制约和批评。

  如哲宗时,范祖禹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必。”

  表面上将祖宗贡得很高,什么都是祖宗的,可祖宗都去世了,对祖宗的解释权却在士大夫,现在的皇帝几乎一无所有。

  士大夫的另外一种逻辑方式是:将重要权力,从皇帝手中剥离出来,赋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后士大夫再作为“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获得此项权利。

  既然这些权利是属于天下的,其实心就是自认为代表天下的士大夫的,如果没按照士大夫的需要处置,士大夫就会指责皇帝徇私,将天下的公器作为私有,会导致乱政乃至乱世。

  如咸淳三年,监察御史曰:“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而私心。”而实际上,皇帝并不能与天下共之,因为当这种说法出现的时候,对皇帝的意见或主张一般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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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就是说,皇帝坚持或偏向自己的意见,就不是与天下共之,只有听从臣僚的意见,才是与天下共之。

  如果皇帝继续执拗不变,不愿听从士大夫的建议或者意见,士大夫则以集体不合作来对抗,因为他们是天下的代表,皇帝显然不能对抗全天下。如果仅有一两人辞职倒心无关紧要,但一旦集体罢工,就无人治理天下了。

  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心系天下,造福苍生的理想和信念,如王禹偁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

  认为皇帝不过是代为治理天下,民之向背最终决定由谁做代理人,这正是发挥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贵君轻”的思想。

  简言之,士大夫话语体系中,天下属于皇帝本人时,更多强调其有天下的义务、责任,或者触动其拥有天下的私心;天下不属于皇帝的说法远为普及,此时,更为着重的是拥有天下的权利,防止皇权逸出士大夫意图之外。

  三、皇帝眼中的天下

  皇帝未必都心甘情愿接受“共治天下”的状况,但情势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要实现统治就必须有一批维持政权运转的人,而科举官僚们与唐末以来的军阀不同,他们没有有朝一日自己当天子号令天下的野心。

  他们与治理大唐帝国的贵族官僚们一样,只希望在朝廷中飞黄腾达,子孙繁荣。他们具有维护给予自己荣华富贵的王朝体制的保守心理。所以,在百姓与士大夫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维护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站在士大夫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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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皇帝既然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士大夫的动向和支持特别在意。对于懦弱和能力有限的皇帝来说,“共治天下”有时成了他们的最佳装饰。而较为强势的皇帝,仍经常认为天下属于自己,理所当然由自己负责。

  如孝宗就曾气愤地指责:“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以他的不满其实道出了治天下之责任主体的问题,即天下所有权归属于谁,则谁理应负责其盛衰兴亡。

  士大夫大谈共治天下之时,却对失去天下颇为淡漠,可见他们内心里心未必有所谓主人翁意识。相反,正如孝宗所说,部分士大夫真正关心的只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

  当然,心有学者指出共天下、共治天下两种说法中所有权与治理权的区别,但笔者认为二者在宋代几乎含义通用,联系有关表述和对话的语境,无论皇帝或者士大夫,均未对两种表达作区分。

  正因为孝宗对天下的所有感,才会更加关注天下之人的感受,尽力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而不是视天下为逆旅。何况,在“家天下”的传统之下,皇帝一般还会试图将一个稍好的天下,再传授给子子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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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共天下”与“正君心”的冲突

  传统士大夫经常强调“正君心”或者“格君心”是首要任务,范祖禹元祐年间即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于君心,君心一正,则万事无不正。”

  朱熹认为,“天下事,须是人主晓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为宰相了做,亦做不得。”同时,他们又对皇帝强调“共天下”或“共治”天下。殊不知,二者在特定情况下存在矛盾。

  其一,当“共天下”的理念实施得较好的时候,此时应正的其实是大臣之心,因为最高权力已基本转移到作为士大夫代表的大臣了。如果士大夫未能正权臣之心,权臣便很容易变成僭主。士大夫这时不去正权臣之心,却献媚讨好,又谈何共治天下?

  其二,由何人来正君心,也是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正如“共治”天下由谁来治一样。按照传统士大夫的想法,显然必须是君子才有正君心的资格,当然也得由他们来治天下,而小人,即使有才,也只会祸乱天下。但经常指责皇帝之私的士大夫们,却未必都是品格毫无瑕疵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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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虽然不能说将“君心”作为首要的目标,是士大夫在试图推脱责任,因为皇帝确实是法理上的权力之源;但从历史结果上看,“正君心”效果非常有限。仁宗时贤相适逢圣君,仍国势顽废即是明证。

  元祐期间,当政全是君子,小人被尽数赶出朝廷,也未见国家有何起色,似也难归咎于“君心”不正。而包括哲宗在内的大多数皇帝,从小就接受包括程颐等道学领袖在内的传统士大夫教育,最终并不特别认可他们灌输的道理,也从事实上证明了格君心的艰难甚至无效。

  结论

  传统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经常借助天地、灾异、祖宗、外敌、兵变、民变或士大夫的合作等理由,试图使皇帝感受到恐惧。他们的陈述内容,多数情况是真实可信,条理清晰,逻辑分明的,但有时也存在夸大其辞、移花接木甚至编造材料、修改历史的现象。

  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实施自己的政见,希望国家按照他们理解的方向发展,但也难以避免偶尔掺杂进自己个人或文官群体的种种利益,借机实现自己意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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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就劝导所针对的事务本身来说,他们一般都能达到目的,同时也使宋朝皇帝普遍相对仁厚谨慎,宋朝统治也比较开明,经济文化高度发展。

  但另一方面,却造成皇帝和士大夫乃至百姓的普遍懦弱,在关键时期和重大问题上几乎失去决断能力,终至国王沦丧,而由于传统士大夫的思想在北宋亡国后成为主流,他们的恐惧式劝谏行为及附带的恐惧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他们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因循守旧思想的固执坚持,长期占据中国思想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