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历时长达八年之久,是唐朝经历的一场巨大浩劫,大唐王朝在这之后便由盛转衰。而安禄山这个头号的叛贼,则是唐玄宗姑息养奸,一手培养起来的。下面杂盒子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悍然起兵。面对各地奏报,玄宗竟然毫不相信,直到十一月十五,各方面的情报汇集到了一起,玄宗才信以为真。

  当天,玄宗就召见了宰相杨国忠,面对皇帝的询问,这个奸相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他笑着说:“现在只是安禄山相反,三军左右皆不想反,十天之内他就会被斩杀,不如陛下发兵讨伐他,以大义讨伐暴逆,定可兵不血刃!”

  真不知道杨国忠哪来这么大的信心,他以为安禄山的十五万渔阳突骑是来开玩笑的吗!仅仅晓以大义就能兵不血刃,如果他们晓得大义,还会造反?

  然而,杨国忠的一番胡诌竟使玄宗十分赞同,只是派出了金吾将军程千里赴河东、特进毕思琛赴洛阳募兵,以抵御叛军。这样简单的安排,耽误了大范围战备动员的宝贵时间。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悍然起兵,为什么唐朝君臣还是那么轻敌?

  不但杨国忠是这样荒谬的看法,就连前线的大将也是如此。第二日,玄宗又召见了在长安述职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封常清与高仙芝合称大唐的“帝国双璧”,常年征战中亚,横扫西域无对手,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对着封常清,玄宗情不自禁地大骂安禄山是头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看着陛下忧愁的样子。封常清将胸脯拍得震天响:“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旧唐书·封常清传》)玄宗大喜,立即派封常清前往洛阳募兵,与叛军决战。

  杨国忠一个文臣,夸夸海口也就罢了,封常清这么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却也牛皮吹得震天响。这一下,玄宗更加安心,没能对反贼给予应有的重视。

  其实此时的安禄山,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为了叛乱,他已经准备了十余年。有二十余万野战机动部队,地方还有很多团练兵。而且早在天宝五载,安禄山就修建了雄武城,囤积了大量粮草、马匹与兵器。

  其后,他又吞并了突厥西部叶护阿布思麾下,威名赫赫的同罗铁骑。多年来还秘密收养了八千多名契丹、奚等少数民族的战俘与壮士,组成亲兵卫队,号称“曳落河”。

  还笼络了高尚、严庄、史思明、蔡希德、张通儒、崔乾佑等文武为心腹。可谓军多将广、兵强马壮。

  这些情况,作为宰相的杨国忠是应该掌握的。而边军强悍的战斗力,封常清也应该了然于胸。那么,安禄山明明手握重兵,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何大唐君臣还那么轻敌呢?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悍然起兵,为什么唐朝君臣还是那么轻敌?

  那是因为往日的大唐太厉害了。当年,卫公李靖凭三千骑兵就敢直捣突厥王庭;英公李世绩六千步骑就能击败薛延陀二十万大军;太宗李世民三万部队打得十五万高句丽精锐抱头鼠窜。那时大唐的部队并非边军,可全都是来自中原的府兵。

  然而,天宝年间府兵制已经瓦解了。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大唐承平日久,人口急剧增长,加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已是漏洞百出。兵户们出兵打仗,常年在外得不到轮换,好不容易回来,又得不到应有的勋田,谁还会卖命呢。

  所以,开元年间,宰相张说与李林甫,大力推行募兵制,让各边将在边境地区就近招募部队。这样一来,部队既职业化,又本土化;既提高了战斗力,又熟悉敌军的习性。大唐战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个制度也逐步发展成了节度使制度。

  但是,不论唐玄宗,还是杨国忠与封常清,他们太自信了,依然沉浸在往日的辉煌中,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将昔日的府兵之家动员起来,仍会所向披靡。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无法理解土地制度在农业社会的地位,参透不了府兵制与募兵制的本质区别。

  天宝十三载时,高力士曾对玄宗说过边将太盛,威胁中央的问题,然而玄宗思虑良久也找不出其中的问题,一心想着:“朝政委以宰相;军戎付于边将。”就万事大吉,再加上“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资治通鉴》)

  然而,节度使制度实行后,虽然在对抗外敌方面成效显著,但节度使权力太大,军、政、人事、财物权力一把抓,而又缺少有力的监督机制,使节度使们俨然成了独霸一方的土皇帝。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悍然起兵,为什么唐朝君臣还是那么轻敌?

  此时的中原,六百多个折冲府已经全部废弃,中央只有一支充斥着后门兵、吃空饷等问题,毫无战斗力的禁军。在军事上,已经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节度使们不造反,全凭一颗赤胆忠心维系着。一旦碰到个有野心的主,造反便成为必然。所以,即便没有安禄山,也会出现张禄山、王禄山,并且一反一个准。

  面对安禄山的十五万渔阳突骑,大唐君臣的轻敌耽误了宝贵的准备时间,使得战争伊始,唐军便陷入了巨大的被动之中。